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gang296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一个北京知青的故事(下)  

2009-03-24 12:55:07|  分类: 追忆往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

          三.初到延安
    初到延安地区,陕北农村给北京学生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:太穷了!农民吃的是糠菜馍,穿的是看不出颜色的破棉袄,露着黑乎乎的棉絮。郭元龙他们去的村子叫四嘴大队,全村几十户人家,到了冬季,几乎家家都要靠讨饭维持生存。后来知青们也知道了,年关出去讨饭在陕北是司空见惯的,没设么丢脸的。刚到的那一年,虽然赶上了冬季的年关,但是讨饭的滋味还没轮到知青们“享受”,因为在开始插队的头几个月他们每个月都还能领到四十五斤毛粮,就是带皮带壳的粮食。虽然这待遇比起当地农民的生活算是“天儿了”,可是要让那带壳的粮食吃到嘴里,可还真实让城里来的学生们为大难了。磨粮食,打柴,挑水,烧火,做饭,一系列的生活要素,没有那些好心婆姨们的帮助是万万不行的。为了填饱肚子,做饭这一关算是好歹过了。可是让郭元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到延安后第一次领口粮的就让他们经历了被审讯,挨打的考验。
    那天是规定领粮的日子。哥儿几个因为“计划不周”,已经有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,饥肠辘辘的滋味真是难受。一大早他们就背着发给的“知青粮袋”一起出发了。公社粮站距离生产大队有十几里山路,因为是第一次离“家”出门,而路上又比刚来的时候多了厚厚的积雪,看不清路面的凹凸不平。几个人深一脚,浅一脚,连滚带爬的到了公社的所在地。就快到粮站的时候,本来就阴沉的天空飘起了小雪渣儿。他们找到了粮站的工作人员,说明了情况,要求发给他们粮食。可那几个工作人员先是看着他们因为走山路搞得狼狈样子发笑,然后就不耐烦的说,天气不好,太潮湿,不能打开粮库。自然他们也就不可能领到粮食。这下子四个人都傻了,跑趟冤枉路不算,这已经饿了两天的肚子可怎么办呀。于是他们放下自尊,苦苦哀求对方,希望几位“大爷”可以高抬贵手。可是人家就是“坚持原则”不让步。由于语言交流上有些障碍,有的话不太明白,但是“粮食受潮发霉了,你们谁敢负责?”这句话倒是听懂了。他们知道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,只好打道回府。
    说来也巧,就在郭元龙他们走到粮站大门口的时候,进来七八个女知青,她们是附近刘坪大队的。在她们身后还有一头毛驴,一位老乡跟着,显然是来驮粮食的。郭元龙正要上前打招呼的时候,刚才和他们对话的工作人员满脸堆笑的迎了出来,并径直把那一行人引到粮库跟前,打开房门,开始称粮。看到这里,他们四个人怒从心头起,不约而同的冲到正在称粮的人面前,质问道:“她们能领,我们就应该能领,都是知青怎么会不一样对待?"可是工作人员回敬他们的是蛮不讲理的态度,“能给她们,就是不给你们。”一种被欺辱和嘲弄的感觉,让他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眼看着人家称好了该领的粮食走了。郭元龙带头拿起装粮食的家伙,让旁边的同伴撑开口袋,准备自己称粮。这时突然有人大声喊叫道,“流氓学生抢粮啦!”当然也有人跑去公社报信儿。没多会儿,就跑来十几个手持武器的民兵,把他们四个人团团围住了。他们本来还想和刚到的民兵作解释,可几个工作人员不停的高喊,把流氓学生困起来!为了不至于让人绑了,他们只好振作精神,拿起身边能够作为“武器”的家什儿,木铲木棍什么的,和民兵对持起来。郭元龙回忆说,那时忽然觉得血热了,看着眼前的阵势来精神了。他高声对这众人喝道,我们是毛主席身边来的革命小将,做事光明磊落,有理有据,谁敢动手就别怪我们不客气!民兵们还真被几个“革命小将”的气势镇住了,没敢上前。双方对持了一阵以后,公社干部赶来了,化解了僵局,并且说,你们今天先住下,通知你们队里来人,明天解决问题。事已至此,也没什么好办法了,他们就随公社干部到了公社,住进了一间车马店。
    夜晚,更让他们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当他们睡的正酣的时候,十几个突然闯进的民兵把他们四个人绑了个结实。不容分说的夜审起来,非要他们承认是故意抢粮站不可。那哪儿成啊!哥儿几个拿出“革命大辩论”的精神申辩,无奈是秀才遇到兵,有理讲不清。更可气的是,他们遭到了对敌斗争式的批斗和拷打,看到他们打死不承认的样子,就又把他们吊起来继续审问。郭元龙说,那会儿真的是把革命先烈当作榜样了。他们对在场的人说,只要打不死,你们谁也别想跑。你们都要对今天的事情付出代价。最后审讯人员无功而返。天亮以后,大队书记来了,和公社交涉以后把他们几个接回家了。当然,粮食也如数领回。这次遭遇,让他们在一段时间里百思不得其解。为了“报仇”,在以后的日子里,他们也曾“大打出手”,惩治了几个拷打过他们的人,虽然能解心头之恨,但是总归不是光彩的事情。元龙说,许多事情是在长大了以后才会真正理解的。就像历史总是被后人评说一样。
    在郭元龙他们“挨打”事件以后,又出现了不少农村干部和知青发生冲突的事件,有开批斗会,或者打群架的现象。一方面,知青们用自己认为正确的道德和法制观念作出违反当地规矩的事情,而另一方面,当地的干部则以知青们是来接受教育改造为由,对知青们的“傲慢”行为加以压制。压制的结果必然导致冲突。郭元龙回忆说,1969年初刚到延安的时候,的确是乱了一阵子。当北京知青们觉得自己的生存权利被漠视,公正被剥夺的时候,破坏也就成为行动的准则。为了解决吃饭问题,他们确实作了些破坏社会秩序,损伤老百姓牲畜的事情。他说,当一个人从本来衣食无忧的环境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,而且很难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环境中时,吃饭就成了每天遇到的最大问题。用现在的极端想象,也很难理解当时的困惑。当大家明白“打架”和“抢劫”都不可能彻底解决吃饭问题的时候,就有了两种解决方式。一是逃避,离开陕北回北京。二是改变理念,接近农民。郭元龙坚定的选择了后者,他在那里坚持生活了四年,期间从来没有回过北京,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经济援助。他经受住了生活的磨练,学会了和农民一样的生存方式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 四.与农民同甘共苦的日子
     难熬的冬季过去了,到了准备春播的日子。为了迎接春播,政府会发放救济粮和救济粮种。回想起那年第一次参加大队发放救济粮的情景,郭元龙还是感慨万千。他说,闹过了,犯过混劲儿,还得安心走近身边的农民。他最深刻的感受就是,曾经养育过党中央和解放军的延安人民太苦了,粮食对他们太重要了。那是一个傍晚,全村的“户主”们都挤在一间生产队办公的窑洞里。昏暗的油灯下映着一张张粗糙的脸。整个窑洞弥漫着呛人的土烟草味道。队长按照每户的人口分配救济粮。后来他知道,这个多年的救济方式,也是造成陕北人喜欢多生娃娃的原因。
    开始发粮了,打开麻袋一看,要发放的粮食竟然是脱了粒的玉米核儿。真不知道这玉米核儿怎么能吃呢?分到“粮食"的农民没有一个有怨言的,背起粮袋就都回家了。经过询问才知道,这玉米核儿是可以加工的。要先把它碾碎,和同样碾碎的榆树皮合在一起,再掺上一种从山上採到的叫做“沙豪”的植物籽,打成饼子蒸熟。蒸熟的饼子也只能是双手捧着吃,根本成不了个儿,吃在嘴里像是在嚼沙子,难以下咽。但是它是陕北春播前主要的口粮,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,都是吃这种“饼”。而那些救济粮种,就像宝贝一样被守护着,再俄再难也没有人想动它的念头。因为农民们知道,一斤粮种播在地理,就是几十倍的收获,他们指望着秋后的丰收,给他们带来吃饱肚子的欢乐。
    除了救济粮以外,还有救济的牲畜。那次元龙被指派和饲养员一起去领一头救济耕牛。看到那头耕牛的时候,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头瘦的快要站不住的老牛能够耕种。他们牵起牛往回走,走到不平整的山路时,那头牛竟然腿软打晃,要摔倒。饲养员告诉元龙,这牛可珍贵着呢,千万不可让它倒下,要仔细扶着它走!元龙只好用自己的手臂和身子挡着不停趔撅的牛身。一老一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算是把牛安全带回家。可是让他不可思议的是,那头一推就倒的老牛,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,竟然成了后来春播耕种的主力。想想吧,那牛吃的伙食一定不错,也许比那老汉吃的还好呢。
    当春播开始的时候,是知青们真正开始融入农民生活的日子。郭元龙告诉我,在那阳光明媚的日子里,他最爱看的是队长播种时的“舞步”,最爱听的是田间地头农民们唱的民谣。生活的艰辛并没有使他们忘记快乐,陕北农民用自己的幽默给北京娃们说笑话,讲故事,传播着民间的文化。使知青们更加了解和接近他们,心里更烙下难以磨灭的陕北情怀。他至今记得大队书记对他说下的话,“你看,俺作下这十四个娃,个个活蹦乱跳的,看起来叫人高兴哩!等他们长大了,日子就会好过呢。”元龙在感叹陕北汉子愚昧的同时,也被他期盼幸福的神情所感动。他觉得他开始懂得他们,也开始懂得人生。而一件在他身上发生的意外,更使他由衷的感谢那些农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
    那是春播里的一天,他和大家一起到离村子较远的地块儿干活。队长在前面撒种,大伙儿在后面用镢头和耱(用荆条等编成的农具)平整土地。当地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干活儿时总要随身带着“背縄”,为的是背柴火回家。因为平时烧火做饭就是靠烧柴,村子附近根本见不到干柴,随时砍柴是件生活中的大事。那天干着活儿的时候,郭元龙就看见离地头不远的山崖下面有一个 很平整的平台,那上面长着两株很大的灌木 ,已经干枯了。他想,这柴火不错,砍下来得烧不少天呢。于是在大家歇晌的时候就和同伴一起来到崖上。他们商量了一会儿,就由元龙下去砍柴。他把“背縄”捆在腰间,由
同伴系到到崖下面的平台上。站在那平台上他还十分兴奋,心想,这么好的柴没人要,这回看我的!于是他轮圆了手臂,照着最得砍的一颗灌木砍了下去。一下,两下,三下......突然,他感到自己的身子随着砍下的 灌木一起向山崖下坠落!当时他只喊了声“不行了”,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    其实那么大的灌木柴是有目共睹的,是他们不知深浅硬要去砍。看起来的“便宜柴火“,差点要了郭元龙的命。当他砍动那颗灌木的时候,他脚下的石台儿 也随之松动了,于是他就随着柴草和石块一起掉下山崖。幸好那山崖下有厚厚的积雪没有融化 ,才使得元龙保住了生命。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山下的他是死还是活。几个同学听见他的惨叫声后,来不及抓住绳子,人就看不见了。于是他们急忙跑去求助老乡。大家把各自的背縄连接起来,先下去把已经昏迷不醒的郭元龙拉上来,看到他的肋骨受伤了,就把干活用的耱拿来,做成“担架 ”,好让伤员能够平躺着。最让知青们感动的是,三四月份,陕北的天气还很冷的,可老乡们脱下身上的棉袄,为郭元龙铺盖在身子上,让他少受罪。要知道脱了棉衣的农民就是光着膀子了。就是这些农民不顾自己的饥寒,和知青们一起一口气走了二十里山路,把郭元龙抬到了公社卫生院。可是公社卫生院条件很差,没办法救他。哥儿几个又赶紧找过路汽车,直到那天夜晚才把他送进延安县医院。
    当郭元龙睁开双眼,看见眼前白色的窗帘,白色的桌椅床铺时,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。守在他身边的哥们儿告诉他,已经昏睡了两天两夜了。肋骨折了两根,做了处理,还得好好养。可是郭元龙首先想到的是没钱住院养伤,再说过去几天的治疗费也没钱交。最好的办法就是“逃跑”。于是他拔掉输液的针头,下床在屋里走了几圈,感觉还行。看看暂时没人注意他们,哥两儿就悄悄的离开了医院。郭元龙说,当时就是年轻,什么也不怕,就那么带着伤,跌跌撞撞的回了村里。幸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。那次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。
    自“砍柴”事件以后,郭元龙是真的从心里和村民们接近了。他开始关心周围村民的生活,想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帮助他们。他做的第一宗事就是为大家解决“看病难”的问题。他从同学手里借到有关针灸的书籍,又托人从北京买来银针,先在自己身上的穴位试着扎,有了把握以后就开始给别人“治病 ”。说来也怪经他手扎过的人,不管是头疼还是肚子疼总是一扎就好。有的老人的“老病”经他治疗几回,也能减轻或治愈。这让他名声大振,很快村里传开了,大家都不再让他跑路,会主动找上门来求医。加上公社派发下来的一些常用药品,郭元龙成了“村医”,为大家解决了不少常见病多发病,减轻了农民负担,受到农民的赞誉。这应该说这就是知识青年带给贫困山区的好处。后来提起这事元龙就说,并不是我有什么“高超”的医术,是因为农民们多少年来没有接收过药物的治疗,身体中没有一点儿抗体,用药很灵。再加上我有一颗诚心,用针灸帮助他们,他们相信我是最主要的。
    这第二宗为农民办的好事,就是看果园的事情。村边的坡地上有一片果树,到了春天的时候,树上开满了花朵,那姹紫嫣红的颜色给整个山村带来了生机。乡亲们说,这些树原先都是各户自家的,每年都结不少果子。自从六四年果树都归人民公社以后,那些树就再不结果了。再加上当地人太缺吃的,果实还在青涩的时候,就让孩子们摘着吃光了。队长总是想找人看果园,可村里谁也不想做那挨骂的“坏人”,这活儿没人干。郭元龙找到队长说,我不怕得罪人,果园我来管。不过有条件,让我看到谁家人偷吃果子,不管大人孩子都要按劳动力扣工分儿。队长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的条件。当果实开始长出来的时候,在郭元龙的看管下,虽然偷吃的人还是有,但是少多了。一次一个被村民叫做“混哼儿”的人在偷吃果子时被元龙抓住了。虽然那人很混,很横,可郭元龙就是抓住不放,要求队长扣掉他100个工分儿。那时候一个工分一分钱,一个壮劳力一天也就七或八 分,100分是一元钱,得狰半个月。这下那村民傻了,队长也说和,想扣个十几分算了。可元龙告诉队长,要我管就得扣100分儿,你不听我的意见,那我也就不管了。最后那队长还算是会用人,听从了郭元龙的意见。而“楞脑”这绰号就在村里传开了。大家说,那北京娃是个楞脑,干事情吓死人。哪个孩子要吃果子,父母就会对他说,“楞脑”管着果园,可不敢去吃果子了。
    到了秋天,果园大丰收。满枝满杈的果子沉甸甸的。郭元龙每天忙得不亦乐乎,要做许多“丫”型枝杈,去支撑那挂满果实的树枝。到了摘果子的时候,队里派人和他一起用编好的柳条筐装苹果,用毛驴驮到公社去卖,有时赶上顺车,还会到县城的集市上,以三分钱的价格卖出。队长也没有想到,那些苹果卖了好几百块钱 ,山沟里从来没有见过这许多钱呀。队长夸奖他,他心里也很高兴,很踏实,觉得是为农民做了一件好事。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的时候,他就说,当时山沟里的政治气氛不浓,没人说卖苹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,那会儿我就想,也许我也会娶个婆姨,生上一群娃,在这山里好好种果树,和农民一样过日子。
    五.秋收以后的事情
    在那年月,陕北人是不过任何节日的。不论是春节,元旦,还是五一,国庆,在他们心里都没有意义。唯一期盼的大年节,就是每年秋收后的农历九月初九。在这一天,全村上下,家家户户都会蒸上热气腾腾的两面馍(白面和玉米面),还要做上一大锅猪肉炖粉条子。如果谁家破例蒸了白面馍,那是要遭斥责的。因为陕北人认为,吃上两面馍,再好不能了!在那一天老老少少都会敞开肚皮,吃一天的饱饭。能吃多少就吃多少。也许第二天就会有许多人因为吃的太多而病倒,毕竟饥饿了一年的肠胃,一下子吃太饱会难受。可是陕北人觉得只要那一天高兴,怎么样都值得。
    到了1970年初,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心,北京市派出一批“北京干部”来到延安,对延安地区的知青点做了很大的调整,目的是对知青的生活条件加以改善。调整的原则是,“沟里”的要调到“川上”面,离公社远的要调到近些的地方,在工分值太低(就是太穷的)大队的要调到分值相对高的大队。另外人员也要相对集中。在这种情况下,郭元龙和他的同伴们离开了生活了一年多的四嘴大队,合并到生活条件好一些的生产大队了。在那里他结识了更多的北京知青和农民兄弟,在那里他有了更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纯真的恋情,在那里有他永难忘怀的诸多记忆。他告诉我,愿意好好的回顾和记录那四年的延安生活,以此来纪念他的青春年华,纪念一个城市学生不一样的人生历程。我想,我愿意继续与他合作,续写《一个北京知青的故事》,续写一个北京人的陕北情怀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

     
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544)| 评论(4)
推荐 转载

历史上的今天

在LOFTER的更多文章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